在1993年“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德里达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文页码均引自该书）的发言，因此被人奉告：“你真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P124）。确实，当法国“左”派运动热火朝天之时，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并曾受到来自“左”派的批评；而90年代初的形势，就福山宣告历史以西方自由体制胜利告终而言，正是“西风压倒东风”，由此可见德氏叛逆的学术个性。这本书不仅是本世纪末的一个大事件，而且透露了一个对于未来的重要信号。
“幽灵”作为一个“所指”，对于解构学派，并不单一地对应于一个“能指”躯体，而是引起一片新的“所指的海洋”之功能。“显灵”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戏里是被谋害的丹麦老王祈命汉姆雷特“重整”这个“脱节的时代”的使命。“脱节的时代”在德里达的诠释是，一切都冠之以“新”的名目，“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等，加上紊乱错落的“世界新秩序”，当此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P53）
他的这本书中，一方面回响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之高调；另一方面，“幽灵”特意用了复数，以强调其“异质性”——有诸多马克思的精神。伊格尔顿，这位英国工人的儿子，当代著名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并没有因德里达的“敬礼”而对他更客气一点，1995年写了一篇针对这本书的短评。虽然这篇很短的文章，通篇用的是反讽语气，缺少分析，但也抓住了德里达的要害——所招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们”等于一个“无”——文章标题即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说：“这部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色彩。夸耀做作的反问句一个接着一个，而句式则冗长沉闷，不失为一种供人戏仿的文字。”（见《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120页）确实，这位解构大师的整部著作即是以“幽灵”之转喻、隐喻语辞，在《汉姆雷特》与《共产党宣言》、《雾月十八日》、《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互文关系中，构筑起一个迷目晃眼的巨型“马克思－迪斯尼”游乐场，但伊格尔顿简单了些。
德里达精到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更将这种批判精神与他的“解构理论”区别开来。那么，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归于“单数”与“复数”之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那些非本己的“异质性”的东西，包括解构主义在内，那些在“马克思幽灵”名义下的“非批判精神”，之间难道不是相互批判的关系，而是相安无事的吗？后现代“多元”主义果真如此吗？“共产主义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是单数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了种种其他的“幽灵们”：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等等文献。“马克思主义精神”就是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它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之“幽灵”。正如汉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只有一个，尽管“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但每次都是同一个，是老王而不是他兄弟克罗迪斯的幽灵。这种“不可复数化”，正是在它的发展，甚至“自我批判（德里达）”中，还是保持它不是别的什么“精神”之自我确认（不是自我重复，或自我复制）。它正是那种在对一切“非我”的批判中，能够经受住自我批判，而又不失去自我的“批判精神”。在德里达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空无”中，仍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带有前瞻性的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连接起来，对“解放—大叙事”的修复。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幽灵仍在这个世界徘徊。这不是如苏联－东欧之解体所表明“过去”了的事件，而是正在“来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个“所指”带来“后之后”一片“能指的海洋”。
对黑格尔“总体主义”的批判，从现代主义持续到后现代主义，集中在历史观上把发展的定向性、连续性、进步论，作为“目的论”、“末世说”加以摒弃。这种批判必然波及马克思主义，如华勒斯坦等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封建主义的进步，并指责马克思等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赞扬。这股思想潮流与70年代形成的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性消解相连接，形成后现代主义中的“左”翼。80年代末，从右翼又杀出一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名“新保守主义”为实的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之对峙。这就是日籍美国历史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9年汉译）。福山以作为历史悲观主义代表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对立面，让黑格尔复出，为历史发展的定向进步性、终点论、均质化（homogeneous）张目，以“压倒论”代替“趋同论”，以“终结论（历史）”取消“发展论”。他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作为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胜利的标志，宣告时钟停摆于此。这是对黑格尔法哲学中代表他体系中最保守的部分“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的世界统治论之重申，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西方中心”的历史描述变为终点而凝固化、范式化。关于历史终结的问题与“弥赛亚（救世主）精神”式的“宏大话语”是联在一起的。这使人想起，在80年代后现代热中，人们用“后之后”挖苦那些口不离“后”者。历史总会把“后之后”带来，问题在于时机。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颠覆之际，“后之后”则当应该理解为“对于解构的解构”——“现代性”中某些不可颠覆的东西就会在历史前景中被修复。
福山之“历史终结”与利奥塔“解放”之“宏大叙事”崩解之间，除了在时间上后者比前者早了10年外，区别在哪里呢？
利奥塔于70年代末，从知识危机，从“思辨”与“解放”叙事的关系入手，把这一句号划在苏联东欧解体之前。福山事后诸葛亮式地宣告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失败，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了历史终结于何处。利奥塔后结构主义地传达了哲学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情绪与方法，福山则是相反的独断论和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义。两者共同点在于对“解放－大叙事”的消解。德里达却独对福山如此深恶痛绝，答案是自明的，因为德里达和利奥塔虽然有各自理论上的区别，但都这样那样实行地着解构法则，都以“异质性”为话语游戏之核心范畴，故有后结构主义“亲族”相近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利奥塔的道路是从60年代“左派”运动的“大叙事”走向“告别革命”，发表了《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政治宣言。他对“解放－大叙事”的解构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过去道路之背离。而德里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却与利奥塔恰好相反。他的“反逻各斯中心”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却给利奥塔的“怀疑元叙事”提供了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而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德里达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启蒙主义的继承，并提出了：“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而且作为‘必要’坚如磐石地保持而坚守到底。”（P106）甚至把对解放之承诺置于解构理论中作为一种理论之可能性那样“不可解构的东西”（P85）。这是很难在后现代听到的了不起的“大话”，虽然有些空，伊格尔顿也不应忽视。所以并不是利奥塔1998年的谢世，恰恰是德里达的这个发言，显示出他俩之分道扬镳，并预告“后现代”这个“所指”中正如包含着“现代”那样包含着“后之后”。
德里达声称解构主义“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之同时分解着马克思的精神：一面修复“解放－大话语”，一面又申明“解构理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就不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就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方式看，他批判福山提出以“作为人类的人”为衡量一切之超历史的标准，这是以马克思所批判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抽象的人”的呓语为依据，讥讽福山就好像“从未读过马克思或施蒂纳的著作”。这里带出的重要问题是，如果认为历史的文本意义是确定的，是可以给出准确解释的，则与解构理论相悖；如果相反，他这样批判福山就毫无力量并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他也没有理由要求福山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福山本来就自外于众马克思的幽灵，这是其一。第二，在贯彻解构的根本法则时，德里达指出“我们不是非得要假设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指出：“他（马克思）似乎对恩格斯吐露自己的心声：‘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确然无疑的。”（P49）关于此，我们可用他治福山之道还治他之身——“从未读过有关文献就加以征引”。无独有偶，华勒斯坦在他1983年的《历史资本主义》一书“导言”中早说过，马克思曾说：难道还需要调动更多的幽灵来参加这种关于马克思是否与他本人的意见相左的讨论吗？难道对于这样的解构，卡尔·马克思不会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的幽灵’”，竟说“我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吗？当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即使在历史唯物主义成熟之后，出于语境的变化与斗争策略的需要也会有前后不尽一致之处，但这与德里达所说是两回事。这一例证警示了过分仰重解构的机智可能把文本抛得过远而“失魂落魄”。
在这解构的时代（解构就是“脱节outofjoint”，从榫眼拆解榫头，从“所指”拆卸“能指”）。为什么只允许德里达式的解构不允许福山式的解构？这样说不是袒护福山而是出于公正的“游戏规则”。此外，德里达在驳斥福山的终结论的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战后到“后冷战”时期的某些进步性变化，实际上是走到了福山的另一个极端。不顾马克思主义历来被指责为“过激主义”，他仍称解构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向保守主义走去；另一方面，成为名符其实的“过激”，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解构主义总是向世界露出两副面目：一是审慎的改革派，一是癫狂的超级左派”（《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P121页）。两极相遇，共同的目标是对“现代性”与进步论历史观的批判。这又与他对“大叙事”的修复掣肘。
福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德里达的精神谁更能谋害“老王－父亲”，谁更能招回亡灵，谁更能“重整”这个“脱节的时代”，是不可比较的。他俩比起那些利用权力或不利用权力，装神弄鬼吓死活人之肉体化形态——“在马克思尸体上重建权力的密谋”（P120）——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命运的败坏要轻得多，至少可以使马克思的幽灵不会感到“独白式”寂寞。德里达所列举当前世界十大“罪恶”问题不一定全部精当，但“任何一点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人……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P125）是不容辩驳的，还有许多关于解构的精彩论述正在向一种开放的辩证法贴近；以及把知识分子从利奥塔的“坟墓”里挖出来，不是作为“知识英雄”和“解放英雄”却是作为“大叙事”主笔，投入批判；还有令人兴奋的关于“政党、国家”消解的预约，等等带有“后之后”意味给人启发的东西。
解构激情走过了从政治颠覆到语言颠覆，再从“文本的欢乐”回到如德里达所言把马克思主义文本“与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最具体的历史联结起来的一切东西”（P125）。通过解构之解构，与马克思主义双方各自的“自我批判”，在21世纪带来“后之后”应该不成问题，并可望在实践作为历史逻辑“推理的手段”指向真正的目的（终结）——回到黑格尔的“善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的最终的目的”。即使在社会运动由于信息革命加快速度，缩短周期的情况下，灵魂的这一运动仍是漫长的，可望汉姆雷特的后代（汉姆雷特与莪菲莉霞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私生子）不是在“新国际（‘亲和性、苦难的希望之没有任何联盟的结合’）”之乌托邦中，而是在其“现实化”中最终崩解“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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